此外，部分商业机构与非遗传承人的利益诉求存在冲突。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过度商业化非遗技艺，而传承人更关注文化认同和自身收入的合理提升，希望能够在保护和传承技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收益，这种利益矛盾使得双方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再加上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协调机制，导致非遗数字化协作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整体进程。

3.3 数据采集后处理与存储重视不足

数据采集后的分类、标识处理和存储是非遗技艺数字化保护的重要环节，但目前这些环节的重要意义未被普遍重视，存在诸多问题。

分类体系不清晰，导致数据管理混乱。大量非遗技艺数据采集后，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非遗数据混杂在一起，难以实现高效查询与应用。例如，在一些非遗数据库中，传统手工艺和民间文学类数据没有明确区分，使用者在查找特定非遗项目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降低了数据的利用效率。

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语义缺失现象。非遗技艺的文本、图像等资料缺乏精准的语义标注，使得计算机难以理解其内涵和关联关系。这影响了非遗知识的深度挖掘，无法通过计算机技术对非遗技艺进行深入分析和知识提取，限制了非遗数字化成果在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应用。

工艺流程数据未与知识图谱有效关联。非遗技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复杂的工艺流程，然而目前很多数字化采集只注重静态数据的收集，忽视了工艺流程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即使采集了相关数据，也未将其与知识图谱有效结合，导致非遗技艺的动态过程无法在知识图谱中完整呈现，难以向公众直观展示非遗技艺的魅力和精髓，不利于非遗知识的可视化与传播。

3.4 其他相关困境

除了上述主要困境外，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还面临一些其他问题。例如，数字化技术限制与标准、规范不统一。非遗种类繁多且涉及领域广，数据采集难度高，手工操作复杂且具有不可预测性，而当前数据收集精度不够准确，数据处理能力受限，数字化展示方式形式单调，传播途径有局限性。同时，现有非遗数字化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导致不同项目和地区的数字化成果在格式、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平台建设与运营标准也有待统一。

另外，数字化人才与资金短缺也是重要难题。非遗数字化建设工作涉及多学科，需要既熟悉非遗又精通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大部分从业者知识背景和经验偏向大众文化，无法满足需求。并且，非遗传承人面临老龄化问题，传承人才短缺和断代现象严重。在资金方面，非遗数字化保护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由于其小众特性和市场接受度局限性，投资者兴趣缺乏，资金短缺影响了先进设备购置、专业人才聘请以及项目的质量和持续性。

此外，还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遗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着如过度商业化和隐私侵权等知识产权问题，非遗数字成果的版权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第三方平台对数字化内容的二次创作是否构成侵权等也有待明确，这不仅阻碍技术合作，还可能加剧传承人对数字化的抵触情绪。

四、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案例研究

2023 年起，中国数字文化集团苏州采集中心开展了一系列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工作。对苏州博物馆、苏州戏曲博物馆及苏州丝绸博物馆等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的同时，还在苏州吴中区对当地部分非遗技艺进行了采集，其中对核雕（光福核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宋水官的非遗技艺采集尤为典型。

该项目详细记录了宋水官以口传、项目实践演示、公开课、现场指导等方式教授徒弟、学生的完整过程。通过选取某一个故事或某一创新技艺为切入点，生动且全面地展示了光福核雕技艺传授、学习及实践的全过程，将核雕技艺的细节、传承方式等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出来，为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和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种采集方式不仅保留了非遗技艺的原始风貌，还体现了其传承脉络，为其他地区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五、非遗技艺数字化保护路径探析

5.1 构建非遗知识图谱

随着非遗技艺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正从单项、平面、现象化向综合、立体、本质化转变，从基于语义、语句的数字化向基于语词的数字化演变，从单纯保存性数字化向研究性、传承性、应用性建档数字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构建非遗知识图谱成为推动非遗技艺数字化深度发展的关键举措。

知识图谱能够将非遗数据进行关联化、结构化和可视化处理，以传统戏剧类非遗数字化后的建档存储为例，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在 “十三五” 期间执行的 “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 便是很好的实践。该工程录制了 104 部京剧剧目，形成 “中国京剧数据库”。技术人员根据不同维度，将采集到的视频数据拆分成多个层级，如以行当库、头饰库、戏曲音乐库为代表的二级库，以生库、旦库、净库、丑库为代表的三级库，以青衣库、花旦库、老旦库、武旦库为代表的四级库。

这些分层存储的数据为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了丰富节点和关系。通过将京剧的行当、服饰、音乐等元素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图谱，能够更直观地呈现京剧的内在结构和文化内涵。研究者可借助知识图谱深入研究京剧的发展脉络、艺术特点等；传承人能从中获取更多创作灵感，传承技艺精华；爱好者则可以更便捷地查询相关信息，了解京剧的魅力，从而推动非遗技艺的深度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5.2 建立分级采集标准体系

为实现非遗技艺的精准保护与高效利用，建立分级采集标准体系至关重要。可依据不同项目的濒危程度和文化价值，制定动态分级标准，灵活调整采集策略。

对于濒危项目，应采用抢救性采集标准。以 raw 格式原始数据和口述全息音像为核心，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记录相关信息，确保非遗技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例如，对于一些面临失传的少数民族传统技艺，通过高清视频录制传承人操作过程、采集传承人详细口述等方式，将技艺的每一个细节、背后的文化故事等都记录下来，为后世传承留下珍贵资料。

对于重点项目，可开展研究性采集。结合多模态数据，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以及知识图谱技术，实现非遗技艺的深度挖掘与知识关联。深入研究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等，构建详细的知识体系，为学术研究和传承创新提供支撑。

对于常规项目，可进行普及性采集。利用三维模型和基础元数据，制作简洁明了的数字化展示内容，满足日常保护与传播需求。通过制作三维虚拟展示模型，让公众能够通过网络等方式直观了解非遗技艺的外观、制作流程等，提高非遗的普及度和影响力。

这种分级采集模式有助于优化资源分配，避免资源浪费，同时为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标准化、系统化的操作指南，使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高效。

5.3 形成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

由政府主导建立 “采集联盟”，整合政府、文化机构、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资源，形成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是推动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与保护的有效途径。

政府应发挥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作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明确各方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中的权责，为共同体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加大资金投入，扶持非遗数字化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非遗保护，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文化机构、高校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合作。文化机构负责提供非遗资源和基层传承情况，高校利用科研优势开展技术研发和理论研究，企业则凭借技术和资金实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产品和服务。共同构建统一的非遗数据库和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非遗资源的标准化采集与高效利用。

此外，要完善非遗数据确权与交易机制。明确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为非遗数据流通提供法律保障，保护传承人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数据资产评估和交易平台，对非遗数据进行合理定价，促进其在市场中的高效流通，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发各方参与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积极性。

通过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非遗数字化保护将实现从单向保护到多元协同、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使其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5.4 其他相关路径

除了上述主要路径外，还可通过以下措施促进非遗技艺数字化保护。例如，积极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高校相关学科建设，开设非遗数字化相关专业课程，培养既懂非遗又掌握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开展针对现有从业者的培训活动，提升其专业素养。

此外，要创新传播方式，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等新兴媒体渠道，广泛传播非遗技艺数字化成果。开发更多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非遗数字化产品，如非遗主题手机游戏、AR 体验应用等，增强公众对非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还需完善政策保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非遗数字化保护政策，加大对非遗数字化项目的支持力度，为非遗技艺数字化保护提供坚实的政策后盾。

六、结论

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关键环节，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当前面临着数据匮乏与区域失衡、机构协作困难、数据处理与存储重视不足等诸多困境，但通过构建非遗知识图谱、建立分级采集标准体系、形成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能够实现非遗资源的标准化采集与高效利用，为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注入新活力。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动下，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创新传播方式、完善政策保障等，将非遗数字化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实现非遗全民共享。让非遗技艺在数字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独特魅力，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