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才发展规律及特点

接触过贵州历史，便不难发现，有史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少与贵州密切相关；众多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或诞生于贵州，或流寓于贵州，他们的足迹在贵州大地上留下来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与人文精神。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长河中，贵州这片地区及其孕育的人才的发展，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之影响，让人无法忽视。

贵州省长期以来人才发展趋势有四大规律及特点可循：

一是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为人才出地。不同时代的文化，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发生变异，有的销蚀了，有的却成为历史的沉淀，文化的遗迹。在人们的印象中，贵州古代仿佛是一片文化沙漠，被称为“不毛之地”，除了“蛮烟瘴雨”外什么都没有。

其实早在距今二十多万年钱的旧石器时代，北方就有“周口店文化”与“西侯度文化”，南方则有贵州的“观音洞文化”；明代十三布政司中就有贵州布政使司。

由此看来，贵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此外，如果将中国的版图划为东北、西南、西北和中原几个部分，贵州则处于祖国西南片区的腹地。优越的地理文职，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为五种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贵州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使许多古老的文化得以保存，形成了一个丰厚的文化堆积层，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文化现象，在这里还可以见到。这里富饶又特色不俗的土地文化底蕴，为人才的储备和累积创造了优渥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天然博物馆，蕴藏着许多奇珍异宝的人文精华。

二是多民族文化为人才蓄力。研究地区人才发展趋势，就不得不提到“文化”。“贵州文化”与贵州人才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映射，文化创造了人才，人才又为文化奉上了一场巨大盛宴。

贵州人才的发展，作为地域性文化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贵州是一个省区，而是因为她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质。诚然，在贵州文化中，汉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少数民族文化却根深蒂固，两者相互渗透、交融，但又共生共荣。

贵州文化有如百川汇流，是由多种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凝结而成，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贵州各族人才，在居住上相互错杂，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文化上相互交流，在习俗上相互感染，因而许多文化现象都表现出交融的特点，各族民族文化在这里都保存着它自己的基本特征，又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经过消化、连接，从而构成“多元一体”的人才系统。

同样，贵州人文中，不仅含有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荆楚文化及两粤文化的因素，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在这里更显得十分典型。人才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中，不仅体现了悠久博大的汉文化，还有苗瑶文化、氐羌文化、百越文化、濮僚文化及其他多种文化的多元性都得以展示。

三是围绕大局为人才造势。人才工作一直为贵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大局大势服务。“时势造英雄”，“时”是指战争年代的将才帅才是由战火培养而起，是战争选拔的；“势”即为环境，包括地方小环境、国家大环境。

为人才造势，就是要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干成事业的环境。在明、清500年中，邱禾嘉、何腾蛟等贵州人跻身于仕途而能青史留名的不乏其人；戊戌变法以来，废科举、兴学校，涌现出了如李端棻等革命志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坚守不理的贵阳人石赞清；光绪初年遍历西欧各国的“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黎庶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之一谢六逸；五四运动以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及中共中央第一人秘书长王若飞等，阐述了全国时局动荡的大环境下，贵州人才做出的功不可没的努力。相比于全国发达地区，贵州不但紧跟着时代对人才发展需要的脚步前进，对于人才工作生活的客观条件，也逐步给予改善。围绕大局为人才造势，是高度重视贵州人才战略发展的现实问题。

四是贵州人自身建设为人才发力。形象地讲，贵州是一个“开门见山”的地方，正所谓是“天下之山，聚于云贵”。这里的人，都曾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是“大山之子”。

人们“靠山吃山”，“养在深闺人未识”。贵州人才发展历史的经验揭示，人才与教育属双轨并进。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贵州人才之所以能有蓬勃发展，与当时的提学副使毛科和席书重视教育有关。明弘治十五年（1500年），毛科任贵州提学副使后，觉察贵州人才匮乏，于是聘请王阳明讲学于文明书院，便有了他在《与梦侗论师道书》中提出的“世道理乱，关系人才，人才成就，系于师道”的见解。

清末民初时，林绍年出任贵州巡抚后又提出：贵州要发展全靠人才。光绪年间，他先后两次选派百名学子到日本留学，回国后皆成为了当地人才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流亡的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贵州，创办学校、传播思想，对贵州人才发展和水浦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解放以前，贵州从早在东汉时期的尹珍等教育人才转向民国时期的白铁肩等乱世人才；解放以后，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兴师重教，人才济济。贵州人自强不息的人文特质与先进顽强的民族精神是贵州人才培养的良好基石。